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的行动的影响。
这些都是宪法自治性重要表现，旨在使宪法树立独立的权威，满足自运行的要求。理由如下：第一，我国不具有英美那样的司法传统，即司法机关享有神圣地位，而且因维持先例的传统存在，使各司法机关的行为能保持统一性。
我国宪法修改曾出现的五年周期现象即每五年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一次，宪法就要作相应修改，也与宪法要体现和确认政策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宪法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其间土地、人民、习俗礼仪、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如果执政党的意志不受法律约束，执政党造成不法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进行宪法适用，宣布撤消立法机关违宪立法则是既打错了板子，又违背了法治社会中应自担其责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现有的政体制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之前，任何拟议中宪法委员会和宪法法院都只能是咨询性和辅助性的机构，否则就与我国政治体制运行的逻辑相悖。因此，我们若把宪法适用的职能完全交由法院行使，就可能出现这种适用既无权威又因过于分散而使法制的统一性遭受威胁的双重不利后果。
以杰弗逊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灵活性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如果宪法适用在逻辑推理上都不能自足，那么宪法就缺少了隔绝外界强力的自治空间，宪法也就免不了成为环境和客观的附庸，宪法独立的品格和宪法效力的至尊性也只能成为空想。例如一个采伐林木等自然资源的许可。
注释:[1]胡肖华：论预防性行政诉讼，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地方政府就向法院申请阻止令(Injunction)，阻止卖花人的这种行为继续发生。[4]在美利坚合众国，临时救济被作为法院固有的权限来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政机关对原告的请求具有裁量余地，案情尚未达到可为直接作出裁判的程度，法院可以作出答复判决，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行动时，应当注意法院的法律见解，并就此答复相对人，而不直接禁止行政机关的某项行为。
[6]成熟原则之所以成为行政诉讼的一个基本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给付诉讼系基于公法上之原因，请求行政法院命令对为一定作为、不作为或容忍给付之诉讼，以积极实现其请求权或消极排除违法状况。
因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申请人遭受了损害，但实际上远远比不上被申请人或者第三人由于遵守该禁止判决而遭受的损害或是公共利益因此而遭受到的损害。需要法官更多的谨慎、斟酌和认真的裁量。三、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制度构建 （一）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如前所述，禁止判决作为一种预防性诉讼，其所针对的是某种公权力行为的影响或干扰的停止和结束的请求权。也就是说，法院必须预防性地禁止某一行为，或者至少要确认相应的法律系存在与否。
狭义的给付诉讼，又称一般给付诉讼，是请求法院命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给付行为，即为财产上之给付或请求作成行政处分以外之其他非财产上给付。（二）司法审查时机成熟理论美国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认为：司法复审任何案件时都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可否复审？第二，法院复审权的范围多大？法院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必须回答：受指控的行政行为是否已成熟到可以复审的程度？如果不是，应到成熟时才能求助于法院。由此，经过审判程序，如果法院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具备理由，符合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就应当依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禁止行政机关作出或禁止其继续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18]陈敏：《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1212页。
[10]章志远、朱秋蓉：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研究，载《学习论坛》2009年第8期。2．包括内部行政行为、制定规范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
反观我国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的薄弱和预防性权利保护制度的缺失，显然无法顺应法治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需求。结果，预防性确认之诉十分普遍地被用于制止几乎所有行为、变更和不利影响—且不依赖于具体的法律形式。
事后权利保护也称压制式权利保护，是指司法机关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纠正，并对其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救济。例如某项即将作出的将某一企业与另一企业合并的行政行为，可能事先已经对该企业的经营有很大影响。强制性禁令要求被告作出一定行为，而限制性禁令限制被告的行为。[27]而对于一个已经作出并被确认违法或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如该行为有可能被重复作出，则有必要作出禁止重作判决，法院一般应当指出：判决撤销被告行政机关的某行政行为或确认某行政行为违法，并禁止你机关（在确定的范围内）重复作出该行政行为。从理论上来讲，上述三种权利保护类型相互补充，组成一个有效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体系，缺乏其中之一就会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造成不利。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适用禁止判决的核心在于：如果通过事后权利保护或是暂时性权利保护能够对权利进行救济，预防性权利保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申请人的权利必须明确，且损害必须是即将产生或以伤害胁迫，而法院无法提供充分或相当的救济，只有通过保护性的预防性禁令才可避免。最后禁令仅在当事人权利最后确定，也就是案件审理完毕时作出。
今天，普通法中仍存在禁令，但是主要是在程序意义上使用，多用于确定案件管辖、进行案件移送等具有司法性质的行为。[23]（三）我国台湾地区的禁止之诉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深受德国理论的影响，也是由停止作为之诉与预防性确认诉讼构成其防御性权利救济制度。
此类案件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项公共设施的建立是通过审批的，则只能通过对该审批提起撤销之诉救济相关权益，而不能直接申请要求行政机关在被批准事项的范围内停止作为的禁止诉讼。二是原告希望禁止的不利影响系基于之前的一个行政行为，或受到某个行政行为的羁束。
实践当中，行政机关经常通过声明、公告、评价、发布名单等信息行为解决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12]王胜俊：把握司法规律、坚持能动司法，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载《法制日报》5月6日头版。[21]因此，预防性确认之诉在理论上是对停止作为之诉的补充，即倘若所争议的法律关系的焦点在于某一特定（未来的）行为的适法性与否，那么根据事实，此事涉及的是对该行为的（预防性）制止。为此，可以采用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或者视情况采用预防性确认之诉。
当某个侵害公民权益的事实行为发生并处在持续状态时，必然意味着某项被法律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到了妨碍。例如，行政机关将要批准的某项规划与旁边的住宅存在相邻关系，基于相邻关系而提出诉讼。
可以据此推论，如果一个尚未作出但能够断定一旦作出将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公民对此也是没有容忍义务的，此时，为防止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当允许公民申请法院作出禁止该行为的判决。[3][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姜明安审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例如，英国一个卖花人因为妨碍交通，被处以100多次的罚金，但因为罚金太轻，卖花人置之不理，行政处罚并没有效果。常见的可诉行为包括以下几种。
[18]给付诉讼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整体上看，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从轻微瑕疵到重大明显违法，随着违法程度的增高，公民的容忍义务逐渐降低，二者呈反比态势。（四）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作出形式在德日等国，禁止判决分为停止作为之诉和预防性确认之诉，二者在判决形态上是不一样的。例如在一个要求行政机关拆除无线电设备的诉求中，如果该设备的存在系基于某项行政许可，则原告只能针对该许可提出撤销之诉。
[19]吴绮云：《德国行政给付诉讼之研究》，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印行1995年版，第122页[20]朱健文：论行政诉讼中之预防性权利保护，载《月旦法学》1996年第3期。第二类是通过法律条文、合同、行政允诺或其他行政行为可以证明原告与某项即将作出但尚未发生效力的行政行为具有特定的法律上的关系。
例如，申请人想要申请禁止被申请人对设立某工厂的审批，理由是该工厂的烟会给申请人的庄稼造成1年大约1000元的损失。需要说明的是，诉讼过程中，对以上几点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
二、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制度模式 （一）英美等国的禁令制度英美两国由于在法律制度上的传承关系，其禁令制度基本相同，都由Prohibition（禁制令、禁止状）和Injunc-tion（阻止令、禁制令）两种禁令构成。2.存在预防性法律保护的必要。
